江苏城乡弱势群体教育研究

江苏省教科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马成荣
南京大学科技处  顾柳珍

 

  有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又称脆弱群体或弱者群体,是与强势群体相对的概念,主要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具体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等。弱势群体问题是任何一国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学界将其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是指由于自身生理缺陷或由自然因素造成的生活有困难者,如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性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某些社会原因如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不公等,在社会政策中处于被排斥地位的人群。与生理性弱势群体相比,社会性弱势群体更容易激起反社会情绪和引发动荡事件,以要求社会付出相应代价以补偿他们的损失。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在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即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这就使得在社会转型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下的农民、城市下岗及失业人员等在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较低地位。这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相比,显然不合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上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原因。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弱势群体”概念。这说明在我国弱势群体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并对改革、发展和稳定构成了一定的
威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弱势群体与社会支持”也成为2002年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的主题。
  

  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对全社会的一个庄重承诺,体现了政府在追求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上的信心和决心。江苏是经济文化大省,到2001年年末总人口7355万人。在3519万的从业人员中,职工人数625.8万人,其中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为467.7万人。(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7月。)同时,我省农村从业人员数量十分庞大,据省农村经济调查局统计,到2000年底,我省农村实有从业人员为2688.0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2.2%,其中,男性从业人员1382.49万人,占从业人员的51.4%;女性从业人员1305.54万人,占48.6%。按全省农村1496.27万户农村户数计算,平均每户拥有从业人员1.79人,我省成为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安徽之后名列第六的农村劳动力大省。全省高文化人口比重较低,低文化人口比重较高。各种教育程度人口中,大学程度仅占4.54%,高中程度占15.16%,初中程度占42.17%,小学程度占38.13%。(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2002》,第397-417页。)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存在着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匮乏的矛盾,加之区域发展间的不平衡因素,因此,江苏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木桶理论”告诉我们,木桶是由很多块木板组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了这个木桶装水的容量。江苏未来弱势群体规模的大小将成为决定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的一个底线标尺。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教育也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保证弱势群体接受教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赋予社会和教育新的历史使命。在弱势群体教育中,增强弱势群体就业技能和生存、发展的能力是关键,建立和完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是基础,创设适应弱势群体教育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是根本保障。

一、江苏社会性弱势群体及其特征

  无庸置疑,作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社会的人文关怀。但结合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和江苏的实际,本课题以下岗失业人员群体、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群体、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流动儿童少年等四类社会性弱势群体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一) 江苏社会性弱势群体
  1下岗失业人员群体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改制,目前解决城镇失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

  表1  江苏省城镇失业人数及失业率

年份
1979
1990
1998
1999
2000
2001
本年失业(万人)
89.00
52.72
46.81
49.70
59.88
73.66
城镇失业率 (%)
5.4
2.4
2.6
2.9
3.4
3.6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根据劳动部和国家统计局最近提出的失业定义,是指在规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在调查期内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但仍无业的人员。若把“由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在原企业没有工作岗位三个月以上,且没有得到安置和实现再就业,仍没有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纳入失业范畴,我省城镇失业人员远远超出以上数据。 
  2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群体
  尽管江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名列全国前茅,但就区域经济而言,江苏也存在着苏南、苏中和苏北的非均衡发展。2002年,我省苏北地区总人口为318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328万人,占总人口的73%。国内生产总值2186.9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552.05亿元,占25%,第二产业917.70亿元,占42%,第三产业717.19亿元,占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95元。与苏南相比,苏北地区第一产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均达到了苏南和苏中地区的总和,但第三产业总产值只有苏南的三分之一,第二产业总产值不及苏南的三分之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及苏南的三分之二。苏北地区集聚了我省庞大的农民群体。因此,摆脱苏北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有二:一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二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劳务输出的步伐。
  3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
  如上文数据显示,我省农村劳动力分布密度已相当高,2000年达到0.33人/亩,比全国高出80%以上,即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只能耕种3.05亩土地,按边际递减原理,即使再精耕细作也无法使生产率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内卷化”程度明显。因此,以现有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来估算,我省农村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个数量惊人的剩余劳动力阶层,农业劳动力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农村社会经济表现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俗称农民工)就业问题,远比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严重得多。
  4流动儿童少年
  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子女教育上的问题。目前我省农村儿童少年日常抚养人有三种类型:一是随父母举家迁移;二是父母流动,农村儿童少年由祖辈或亲戚抚养;三是父母中有一人流动,儿童少年由父母中未迁移方抚养。由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地方政府“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这样,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就出现了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的真空。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将涉及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造成的“赢者通吃”的法则在农民代际间的传递。流动儿童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因此,起点的平等应成为教育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当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校正各种过于不公平的起点条件,保证社会机会的相对公平。

  (二)江苏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

  与生理性弱势群体相比,社会制度的不公,或者说是社会排斥构成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这是该群体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其根本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的改制、并购、破产等造成了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就江苏农村而言,相对贫困依然严重存在,且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有扩大化的趋势。90年代后,随着社会资源的回流和生活机会向城市和中心地带集中,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群体,长期以来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群。由于户籍制度的钳制,从一开始他们就以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从事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和高危险性职业,但却无法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住房、教育、医疗保健、福利保障等基本的公民权,社会地位低下。而今这种不公正的身份限制又降临到他们的子女身上,流动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也因其父母缺乏城市生活的合法身份而有了连带责任。上述四类群体的特征主要是:
  1经济收入低下,处于社会的底层
  一般来说,弱势群体与贫困有很高的相关度,“脆弱群体一部分已经是贫困者,另一部分是潜在的贫困者。”(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1998: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最低层需要是生存需要,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是为生计而奔波的社会底层大众。现在国际上通用测定生活质量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家庭日常消费中食品的消费量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弱势群体家庭的消费结构比较单一,绝大部分收入作为消费食品使用,恩格尔指数高达80-90%,而普通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7%,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9%,他们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尽管弱势群体家庭一再节衣缩食,削减各项开支,仍然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并有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而导致子女辍学、疾病缠身和社会越轨行为。
  2缺乏政治影响力,难以改变弱势局面
  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弱势群体多分布在社会底层,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出来,也无法影响政府部门公共决策的制定。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弱势群体是“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边缘人,他们深知通过自身不可能改变其卑微的政治身份。因此,既寄希望于社会和政府,盼望通过政府的救济和社会保障帮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的境地,同时又对政府充满了很大的不信任感。当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后,有的干脆破罐子破摔对社会不寄任何希望甚至通过极端行为来报复社会。
  3文化素质不高,受教育程度偏低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通常很低。反之,低学历、低技能又反作用于他们,使其难以获得社会流动和职位晋升的机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现代生产需要既懂得技术又会熟练操作计算机的现代工人。那些在传统工业中的手工业者,很容易在自动化的生产中被淘汰。而教育的缺乏在贫困地区更为显著。从表2可以反映:江苏省欠发达地区的文盲率显然要高于发达地区。

表2 江苏省部分城乡的文盲人口

市名 文盲人数(万人) 文盲率(%)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南京市 20.19 15.85 5.36 11.19
无锡市 10.85 9.66 4.32 5.22
苏州市 15.08 18.28 4.52 7.38
连云港市 8.18 25.84 8.28 10.96
宿迁市 8.23 33.27 8.56 12.00
盐城市 6.12 41.09 7.07 10.05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4心理压力大,自身调适能力差
  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一些城镇下岗的工人,早已过了生理的黄金年龄,加上职业技能的缺乏,不具备与年轻人竞争的优势,却背负着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存在很大的经济生活压力。即使再就业的职工,仍缺乏职业安全感,不再有以前衣食无忧的稳定感,对自身和前途充满了悲观。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有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而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感”。(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天津社会科学,1998(1)。) 在心理上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

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扶持及其启迪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城市化进程,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大量移民的出现,引发了不少的社会问题。于是,许多社会学家开始介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从个人道德的角度作了一些社会归因的理论解释,比如社会病理学家把贫困归结为个人的懒惰、不良习惯等。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更多地认为: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不良习惯而导致的。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和社会政策专家马歇尔全面论述了公民权利理论,并指出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等因素对弱势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批判理论的影响下,弱势群体的出现被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的失衡。随着社会权利理论的发展,弱势群体的社会归因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穷人、弱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反对贫困、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和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提出: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以体力和服务性岗位为主,工资低,就业稳定性较低。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或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社区服务、收入保障、医疗照顾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等。
  80年代以来,社会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同时北欧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力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该理论主要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该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
  从欧美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成因和对策研究,我们感悟到:
  (一)正视弱势群体产生的根源
  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定的弱势群体。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弱势群体的产生归因于个体(如懒惰、不良习惯等),以此来推卸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更应该看到,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所造成,而社会制度的公平、公正无疑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研究所涉及的群体中,欠发达地区农民,农民工甚至是流动儿童少年,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体制以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增加也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认为,从制度分析着手,侧重探讨必要的社会支持,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制度的保障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二)强化政府的社会支持
  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过程中,政府是主导性的力量,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应扮演主角。政府可根据国家法律,建立必要的管理机构,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再就业培训、给予政策倾斜和提供公平就业机会等,并用法律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而赋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教育权利显然也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为例,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帮助、激励他们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使其掌握必备的技能,重新上岗,以消除相对贫困。对农民子女及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状况,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积极寻找新形势下的对策突破口,防止失学、辍学现象的产生,并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
  (三)完善社区服务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很多“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社区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利益共同体。推进社区服务,不仅可以分担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把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保障问题解决在基层,缓解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可动员社区力量,开发社区资源。可以以社区为基本的教育网络点,建立并完善社区教育制度,整合社区教育资源,开展多层次、多规格、多内容的教育培训活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学院(或学习中心)。完善的社区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社会平台,可以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

三、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教育对策

  社会学家韦伯把财富、权力、声望作为研究社会分层的标准,实际上,这三个要素都与教育互为因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教育的功能将越来越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而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长6-7%,这一教育回报率水平接近欧美国家。陆学艺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具有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趋于一致的特点,或者说,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即那些掌握最多经济资源的阶层,文化资源拥有量也在不断上升。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把发展视为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批评那种狭隘的把发展仅仅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提高、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观,他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而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是人们追求的工具性目标,即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因此,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在这一意义上,“能力”即自由,它与个人所能享有的“机会”和个人选择过程相关。据此,本报告的假设前提是教育的缺失是弱势群体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弱势群体的生成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中,把教育作为中间变量——首先把教育作为宏观社会背景的一个因变量,研究导致不平等教育机会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把教育作为一个变量,研究它与弱势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对策。 
  (一)建立覆盖弱势群体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分析指出,我国国民素质竞争基本结构中的“教育体系适应性”,在列入统计分析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第39位。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在教育观念、基本结构和运行模式等方面,依然带有传统的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特征,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薄弱与强大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必须加快城乡教育统筹,增强现有教育体系的适应性,加快建立覆盖弱势群体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第一,建立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保障我省弱势群体子女的义务教育。一是依靠具有强制性效力的教育法规,保障弱势群体子女都能够接受基础教育。建立不让一个儿童落伍的义务教育管理制度。二是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的“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通过试行“教育券”等制度,解决流动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与流入地学校之间的调配问题,改变对学校的流生率、巩固率等常住人口子女的教育管理考核指标,建立和完善适应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管理制度。三是要消除在义务教育不平等中的各种障碍,在“给每个人以同样机会教育”的同时,且要“给每个人以更好的教育”。
  在我省,各级政府要发挥本省基础教育资源相对丰裕的优势,把流动人口子女纳入本地教育的总体规划中。确立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原则,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和依靠社区举办流动人口子女民办学校为补充,作为解决流动儿童少年入学的主要模式。对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住半年以上的学龄儿童建立流动儿童少年登记制度并要求入学。在此基础上,制定中长期规划,确立发展目标。
  同时,应根据积极差别待遇的原则,实施差异补偿,改变教育资源较多地投向高等教育、投向“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城市或城镇学校的做法,加大对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促进我省基础教育地区均衡发展。
  第二,建立开放、灵活的学校教育制度,加强对我省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合理配置学校教育资源,实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和社会资源的开放共享,促进学校教育和培训功能多样化的形成。在我省广大农村地区,可采取适合乡镇实际的方法,逐步整合县乡范围内各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统筹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农民教育和干部培训、老年教育与文化生活教育。县职教中心或乡镇成人教育中心要担负起指导、组织本地区所属单位举办各类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工作,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通过经常性、多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弱势群体自主选择接受教育培训的学习需要。按照以人为本和教育关怀的教育价值取向建立评价系统,把学校参与社会服务作为一种责任固定下来,并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第三,强化企业的教育责任,增强社会的学习成分和教育性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学习化社会是一贯能支持个人终身学习的社会”,其重要特点是:“教育的全民性、整体性和连续性,即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教育资源共享,个人的一生都能接受教育”。面对加入WTO的现实,要求组织机构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强化继续教育的力度,避免当前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遭受更大的冲击。组织机构在整合社会系统中各种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上,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企业作为政府之外的另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尤其要“居安思危”,定期为企业员工提供职业技能、政策法规以及相应的岗位能力拓展培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有利于企业自身良性发展及不断提升员工素质的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建立企业培训教育机制,使弱势群体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获取新知识、新技能。

  (二)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资助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制度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偿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尺度之一。国家把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谋求整个社会的进步写入宪法,任何政府都把减少贫困与不平等当作自己的施政纲领。在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大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具有最为显著的边际效益。为此,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承担起全民义务教育和弱势群体教育财政支持的职责,制定对苏北地区倾斜的教育投入政策,改善农村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其次,鼓励由民间建立的慈善性质的基金会组织,吸引民间资金,加大对弱势群体教育培训的资助力度。第三,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制度,制定提高弱势群体从业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政策。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弱势群体受教育问题应格外受到关注。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需制定大致统一、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根据情况浮动的收费标准。教育费用对许多弱势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国家应为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制定相应的政策,比如国家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等,力图保障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辍学。

  (三)实施以提高就业能力为本的就业培训工程

  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救济只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建立健全社会化的保障体系是一个长远之策,因此,我们认为最根本和核心的是为弱势群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就业能力。弱势群体广泛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使其获取各种有用的经验、技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经验和技能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具有增值效应,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提高其就业机会和能力,是新时期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目前,对城镇下岗人员,从国家到省的有关部门都从各自职能出发,组织实施了一些工程项目。由于在组织领导层面上缺乏专门的规划、组织和统一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统筹以及政策协调和项目设计。一是加强对弱势群体教育培训工程的宏观规划和政策协调,把工程的实施纳入省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重大政策、社会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的范围。二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鼓励培训机构与企业联合,利用企业的项目和闲置厂房、设备,孵化出一批小企业,提高培训的回报率,将创业培训在下岗失业人员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全面推开,切实推动再就业工作。三是加强对培训项目的科学设计。积极发展再就业培训定点单位及社会培训机构,采取培训项目招标、公平竞标的方式,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确保有培训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得到免费培训的机会,切实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实现再就业。四是建立富有弹性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职业培训,引导和促进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尤其是对我省苏北地区的农民也要加大培训的力度。多项“计划”和工程的结合、目标的统整和措施的落实,是有效地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农业部门实施的“丰收计划”、科技部门实施的“星火计划”、教育部门实施的“燎原计划”、妇女部门推广的“春蕾计划”、“双学双比工程”等,以及“十五”期间教育、农业、科技等部门联合实施“5112”教育富民工程,都是以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宗旨,以大力推广、传播科技知识,帮助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主要目标的。在这个大的环境下,要发挥政府在工程中的统筹协调作用,组织开展调研、制定规划、开发项目和制定质量评估标准等工作,建立推动工程实施的良性机制;要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社会教育培训机构通过竞标,参与工程的实施;要加强教育与科技、农业等部门以及妇女、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联系,打破门户之见,使各项工程或计划在共同的目标指向中有机地融为一体,促进经济、科技和教育三者的协调发展,为我省“富民强省”和“两个率先”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四)构筑以社区为载体的弱势群体教育保障平台

  弱势群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区内,相识而互动的社区成员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信任感、归属感。社区作为各种教育资源的主要集聚地,可以通过社区整合将资源有效地流向社区弱势群体,使其共享社会教育资源。
  我省城市化的推进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人口管理模式,进行社区管理的创新。作为终身教育载体的社区教育,强调的是“人人均为学习之人”,强调教育对象的无歧视性以及教育对象的全员性。这一反映国际化终身教育趋势,是一种适合我省实情的有效模式。以社区为载体,开展流动人口教育和培训,使流动人口教育与社区教育一体化,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由户籍制所造成的城乡分割的“教育二元”格局;有利于增强弱势群体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增强其对社区事业的投入和献身精神,并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教育和社会相脱离的弊端,把流动人口作为发展社区经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制定教育的社区无歧视政策,消除社会隔离,最终在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资源、师资调配等方面把流动人口教育整合进社区的发展之中。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学院(或学习中心)是社区发展向高质量迈进的重要举措。社区学院(或学习中心)应把建立学习和培训机制作为提高弱势群体的必要措施。继续社会化是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要求,继续教育和学习机制能帮助弱势群体更新观念,正确认识自我和社会,并通过时事政治、经济改革、就业政策、社区经济、劳动观念等与再就业相关的知识传递,获得市场需要的技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不断改变弱势群体的边缘性,使其向核心社会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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